萧寒程龙伟
第期
三、官府对书院教育大力扶持
据统计，明代民间共创建兴复书院所，占明代书院创建兴复数量31.64%；而官方创建兴复书院所，占总量的68.36%。而年对清代新创建的所书院统计后发现，清代民间共创建书院所，占清代书院创建的43.33%；官方创建书院所，占56.67%。[22]
以明代而言，第一，“最引人注意的是，地方官设立的书院”，“超过全数之半，由次要的位置，爬到第一位，这是同宋元相反之点”。第二，督抚一项，也“比宋元两代增多，这是官力增大的证据”。第三，民办的书院，“同宋元两代相差很远，可看出民力衰退的现象”。总之，“明代书院，以官力做主干，民力已不如宋元两代那样重要了”。而在清代，官办书院占56.67%，表明官力已经继明代以后稳固地成为影响书院发展的最主要的力量。即便去除官办书院中的水分（兴办者身份、阶层不明或者官员弄虚作假等因素），那么，在清代官民两种力量对比中，实际上会维持在大体平衡的状态。
在明清时期，宁国府的书院主要由官员主导创建、修葺则有比较明确的记载。正德十二年（），宁国县知县王时创建明德书院，又名凤山书院，这是明代宁国府境内最早兴建的书院。嘉靖三十一年（），督学御使黄洪毗、知府刘起宗、知县邱时庸建水西书院。“前门三楹、中为明道堂，后为熙光楼各五楹、左右两厢各三楹、号舍二十楹……”嘉靖四十一年（），知府罗汝芳又増置退省所。
政府官员除了出道兴建书院之外，还积极利用公权力和个人影响力为书院的发展筹措资金。明嘉靖中，宁国知府罗汝芳请于巡抚、督学、巡按三台将景德寺庙周围地租和府城郭内外桥梁租拨给宛陵精舍。清道光时，泾县知县赵仁基将县内卷田：张香都六甲小溪施村原田54亩3分，每年上租折银60两、里仁都青田街原田17亩2分，每年上租折七十钱28两6钱、十一都一图十甲袁家店10亩3分，每年上租折七十钱7两、青东都赤滩竹地原地8亩8分，每年上租折七十钱5两1钱6分、青东都罗家冲口原田28亩2分，每年上租折七十钱39两4钱8分拨入泾川书院，帮贴书院的考课试卷费用。[23]
四、书院平民化倾向明显
明代中期，书院生机盎然，充满自信地走向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官绅士民甚至下层百姓政治、文化、教育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六经注我”的学术热情，批判意识激荡的改革意愿，以及士人、市民阶层的政治自觉等等，影响和引导着书院的发展方向与路径，形成了明代书院平民化的倾向性特征。
明代中期以后，书院平民化倾向的主要表现为两点。
首先，城镇官府书院向平民百姓开放。山林布衣、乡村长者、普通百姓、佛教僧侣都可以进院听讲，甚至登堂讲说，这是宋元时期所罕见的现象。非常明显，让下层平民百姓进入书院，登堂听讲，甚至上堂讲说，是有理论依据的，那就是“人皆可以为尧舜”的儒家古训，而且也有当时以王心斋为代表的泰州一派学者的佐证。“盐灶、乞儿、皂隶皆能讲学，又何论我百姓之市井、农夫哉？”书院开放的气度和对百姓皆成尧舜的自信，由此可见一斑。此则正是明代书院平民化的理论依据和其从事平民教育的原因所在，于焉可见我们的先人致力于民众精神文明建设的可贵与崇高。
其次，在城镇官府书院向下层民众开放的同时，本来就处乡村的家族、村社书院也开始了职能的转变，服务对象不再局限于子弟，而扩至族人乡党，即由童子而及其成年的父兄一辈，院中之事业不仅仅是读书识字，习礼成俗、讲学化民也成了日常功课。以泾县水西书院为例，“自姚江之学盛于水西（书院），而吾泾各乡慕而兴起，莫不各建书屋，以为延纳友朋，启迪族党之所，其在台泉则有云龙书屋，麻溪则有考溪书屋，赤山则有赤麓书院，蓝岭则有蓝山书院。一时讲学水西诸前辈会讲之暇，地主延之，更互往来，聚族开讲。故合则考德而问业，孜孜以性命为事，散则传语而述教，拳拳以善俗为心。”[24]
这类书院，有“考德而问业，孜孜以性命为事”，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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