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后，读到威廉·曼彻斯特的新概念历史《光荣与梦想》，感叹这是媒体人职业作为的天花板。曾在俄克拉荷马和巴尔的摩做地方记者的曼彻斯特，以辽阔的视野和媒体人对细节的捕捉，大尺度勾勒出美国-年的社会发展和变革历程。例如，上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袭来，俄亥俄州前参议员埃特利波默林临危受命主持复兴金融公司时，口袋里只有九角八分钱，在前往宣誓就职的路上，有十个叫花子跟他要钱。罗斯福就职总统时，“华尔街虽然国旗飘扬，证券交易所却关闭了，芝加哥的商品交易所也关了”。书中碎片式地展示了美国这40年间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艺术、科学、时尚，甚至服饰、俚语、性观念的迭代，很多地方让人忍俊不禁、过目不忘。
从那时候起，我相信，媒体人能为一个时代所做的，不仅是及时报道突发事件新闻，而且是刻录一代人的精神气质缘起，留存那些支撑国家前行的愿景、苦涩和执着。我们这代媒体人能否做出全国性的场景扫描也许还要假以时日，斯雄（朱思雄）的“皖美三部曲”《徽州八记》《江淮八记》《皖韵八记》，堪称央媒记者深耕地方风物民情的“天花板”。当下语境中，社会治理话题具有敏感性和多变性，斯雄明智地规避了，而把笔触伸向更为有趣的经济民生、文旅文创科研、历史遗存和文化心理积淀。
一篾篓寄自香港的老茶
在近代江浙企业家兴起前，徽商曾经称雄国内商业。年在我家乡扬州最火的戏班三庆徽班进京为乾隆皇帝贺八十大寿，“巴人下里举国和之”，最后演变出一个新的剧种“京剧”。年8月新冠疫情缓解，北京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二级应急响应下调为三级，长安大戏院就大张旗鼓举办了纪念徽班进京周年京剧流派经典剧目展演。但在当代国内经济版图上，安徽的存在感较低。然而，经济基础与意识形态不一定呈正相关。经济滞后的安徽人不甘和大无畏，刷新了历史的刻板印象。凤阳小岗村人的“包产到户”，以“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的悲壮，率先拉开了中国改革的序幕。据过来人回忆，当时经济条件较好的江苏人观念还有些保守，苏皖边界上架起高音喇叭暗批安徽“资本主义复辟”，想来令人莞尔。
斯雄在《安茶续香记》中，记载了一个故事：年的一天，安徽省茶叶公司收到一个来自香港的邮寄包裹，里面是一篾篓装的老茶，随附一信：“此茶叫安茶，是半个世纪前的茶品,产自安徽祁门，历来在广东、港澳台以及东南亚一带畅销。现因几十年未见，老茶人十分想念，特来信致意，寄望复产。特附上老茶一篓，以作样茶……”当时，茶叶在内地仍实行统购统销，安徽省茶叶公司是省内专门从事茶叶产、供、销的国有企业，但都不知安茶是什么茶。询问祁门县，方知安茶在抗日战争期间受战事影响、水路荒废，早已停产。这篓茶是产于30年代的安茶。在这位香港爱国商人的帮助下，安茶得以重出江湖，在诸多茶叶品牌中比较小众，内销京沪粤，外销日本。
泾县一家公司藏着两位“大国工匠”
生于江汉平原的斯雄在人民日报安徽分社社长任上6年，对江淮大地抱有深厚的感情。这部“皖美三部曲”和斯雄在党报的众多安徽报道，为安徽的人文环境礼赞，为安徽政府和民众奋起直追的营商环境给予党报的认同和背书。
在巢湖不足8万人的槐林镇，织机声不绝于耳，家家户户有网机，居然是全国最大的渔网生产基地，远销东南亚、欧美和非洲。一台织网机，一年少说也能赚十几万元。镇上在上世纪末就引进日本产的最先进的高速渔网织机，获得自营进出口权，近人的营销队伍遍布国内外。国外渔网市场基本由槐林人主导，拥有定价权，把市场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里。年槐林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元，远远高于全国和安徽省的平均水平。后起的电子商务使得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也基本没有影响业务额。（《槐林记》）
走进宣城市泾县，道路两边广告牌打出的，尽是“曹氏宣纸”“汪同和宣纸”“玉泉宣纸”等，目不暇接。全县年产宣纸吨，从业人员3万余。人类在漫长岁月中，先后尝试过十多种不同书写材料，从甲骨、金石、竹木等重质硬性材料，到树叶、树皮、莎草等轻质脆性材料，逐渐过渡到缣帛、羊皮板等轻质柔性材料。汉字“纸”的出现，始于西汉年间，是薄片状植物纤维制品，通行至今。斯雄在泾县尝试过捞纸、揭纸，虽小心翼翼，却始终找不着那个巧劲儿。毕竟千百年传承下来的传统工艺，哪是看几眼就能学会的？他得知国内宣纸行业仅有的两位“大国工匠”都在泾县一家宣纸公司，一位捞纸、一位晒纸。只见“大国工匠”毛胜利在火墙前用古法晒纸，动作麻利：他把捞出的宣纸一张一张揭下，贴到火墙上，用软毛刷刷平整；整面火墙可贴十三张，待最后一张刷好，前面第一张正好晒干，周而复始。斯雄的感受：“手艺”二字，背后一定是经年累月的积累和坚守，以及敬业、精进、专注、创新的“工匠精神”。（《宣纸记》）
滁州市委书记江山落马后，企业担心此前与政府签订的协议还算不算数，全市8个招商分局3个月下来没有签成一个招商引资项目。中共安徽省委提出“四个区分”，即“把滁州所取得的成绩、广大干部群众为之作出的贡献同江山案件区分开来；把江山案件与滁州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局面加以区分；把江山案件与滁州市领导班子和广大干部加以区分；同时要把江山案件与其所做的一些工作加以区分”。新一届市委郑重宣示重用褒奖“想干事、会干事、干成事、能共事、不出事的干部”。（本报记者朱思雄、何聪、叶琦《滁州 两任市委书记落马之后》，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
合肥市政府“最牛风投机构”
安徽领导干部的勇于担当和政治智慧，在本土干部虞爱华身上有一定的代表性。年他在安庆市委书记任上就主张：政府权力尤须瘦身。要舍得“放弃”，精简那些不合时宜的行政审批事项；要敢于“放手”，避免那些干扰市场主体的行政行为；要有序“放开”，消除那些阻碍民间投资的各种壁垒，全面实施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制度。与此同时，要继续把该管的事管到位，“有形之手”和“无形之手”共同发挥作用。在合肥市委书记任上，精心组织“双招双引”（招商引资、招才引智）。合肥聚焦“芯屏汽合”“集终生智”（“芯”代表芯片产业，“屏”代表新型显示产业，“汽”代表新能源汽车产业，“合”代表人工智能与产业的融合；“集”指集成电路产业，“终”指智能终端产业，“生”指生物医药产业，“智”指智能语音及人工智能产业），创新链和产业链对接，合肥市政府被媒体誉为“最牛风投机构”。朱思雄激情感言：“合肥，未来可期！的确未来可期！”（本报记者朱思雄、高云才、余建斌、吴秋余《合肥跃升的神奇“密码”》，年3月14日人民日报）
今年5月合肥在全国率先实现疫情防控常态化，不管是“来的客人”，还是“返的家人”，合肥都诚挚欢迎，绝不拒之门外。希望来自中高风险和其他疫情发生地人员，无论是否提前报备，都可随时光明正大地来。力求人人尽责，力戒层层加码。合肥作为“网红城市”，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在国内已具有标杆作用。
李白为籍籍无名的安徽人写诗
特别感人的，是安徽宣城市泾县“村人”或“豪士”汪伦与李白的友情。安史之乱爆发后，李白带着家属逃难。汪伦是李白的粉丝，靠徽人的小机智，邀得名满天下的大诗人来家做客。“先生好游乎此地有十里桃花。先生好饮乎此地有万家酒店。李欣然至。乃告云：‘桃花’者，潭水名也，并无桃花。‘万家’者，店主人姓万也，并无万家酒店。”（袁枚《随园诗话》）即使没有桃花和酒肆，豁达的李白未以为意。落魄中的李白得到汪伦的善待，沐浴、更衣、备饭、上茶、置酒，两人趣味相投，一见如故。（一说李白、汪伦相逢在安史之乱前，斯雄在《桃花潭记》中未做说明。）临别时，汪伦和村里乡亲踏歌相送，船已开动，李白已经听不见汪伦在喊什么了，远远看见汪伦在岸边与一些人边跳边唱为他送行，虽然动作有些拙劣，甚至有一些滑稽，但李白还是被深深感动了。于是有了这首感人至深的诗篇：“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李白本是“天子呼来不上船”的狂士，为什么会给一个籍籍无名的安徽人写诗呢？这就是安徽人重情重义的人格魔力。
李白在盛唐本不缺友朋，例如曾与高适、杜甫同游梁宋（商丘一带），“饮酒观妓，射猎论诗，相得甚欢”，三人要好到“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然而造化弄人。不想安史之乱爆发，高适投奔太子，成为盛唐名诗人中官位最高之人；而李白加入受入永王幕府，写下《永王东巡歌》十一首，却被太子视为叛军。永王兵败被杀，李白狼狈出逃。李白被捕后，向平定永王之乱的主帅高适写信求救。然而高适却有违情深意重的“人设”，没有给李白回信。此前言之凿凿的“丈夫不作儿女别，临歧涕泪沾衣巾”（高适《别韦参军》）；“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高适《别董大》），危难关头千万当不得真的。这也反证安徽人汪伦的朴实醇厚。
安徽人不仅有理想有抱负，执行力、成事能力也臻于一流。淠史杭灌区年开工，年通水，解除了淮河两岸的旱涝之灾和人工灌溉之苦，把江淮分水岭地区变成旱涝保收的大粮仓。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新建的全国最大灌区。斯雄在这里表现出不同于文史游记的社会学眼光，落笔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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