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爆发后，经过多次谈判，国民政府终于同意将我党在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陆军第四军，简称新四军。这是我党在正面战场上的部队，而且当时新四军的装备还优于八路军，蒋介石对新四军比较慷慨，武器装备等都划拨的十分爽快。
蒋介石当时也有着自己的打算，新四军是由红军游击队改编而成，战斗力那自然不用说，这些游击队都是身经百战，三年多的时间都没有被消灭，反而有壮大的趋势，那你说这战斗力强不强。
关键这一支部队还在国民党统治的腹地，你说国民政府能放心吗？所以在部队改编的时候，就进行了诸多限制，陕北的红军主力已经改编为八路军，但是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一拖再拖，后来同意红军游击队的改编，但是谁统领这一支部队，国民党又有小心心思了。，因为他们也想控制这一支战斗力很强的部队。
当时他们提出来由国军将领陈诚或者张发奎来担任这一支改编部队的主官，这两位在国军中地位很高，陈诚是国军中的实力派，是蒋介石的心腹爱将。特别是陈诚还担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改编后的红军游击队归第三战区，所以由陈诚兼任军长也说得过去。
张发奎则是国军中的元老，他担任过北伐铁军第四军的军长，后来解放军的开国十大元帅和开国十大将很多都曾是他的部下，他在军中威望也很高。无论是陈诚还是张发奎来担任军事主官，还是想要控制这一支部队。而我党则提出来由彭德怀或者是叶剑英来担任军长，这两位也是我党我军中杰出的人才，由他们来担任军长，双方僵持不下，转机出现是周恩来碰到了叶挺。
而当时叶挺从外面回来，也想要为抗日出力，所以提出来由他来担任这一支改编部队的军长叶挺也十分愿意，他找到了老同学陈诚，陈诚也不愿意担任红军改编部队的长官，其实张发奎也不愿意，现在叶挺来了他们当然高兴。
而且叶挺建议，新改编的部队可以叫新四军，其用意是继续发扬北伐铁军第四军的光荣传统，陈诚直接向蒋介石建议，加上当时日军攻势十分猛烈，蒋介石也同意，并且立刻任命叶挺为新四军的军长。
当时这一任命并没有和我党沟通，而叶挺也表示，如果我党不同意，他可以辞职，为了抗战大局，我党欣然同意后来经过商定，并且报国民政府核定，新四军由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张云逸任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周子昆任副参谋长，邓子恢任政治部副主任，就这样新四军军部组建起来，下辖的四个支队和一个特务营也组建完成。
当然我们知道叶挺虽然是新四军的军长，但是他不是我党党员，而且他这个军长也是两党妥协的产物，当时新四军最高领导人是副军长项英，项英不仅仅是新四军的军长，还是新四军军分会的书记，新四军军分会是为了加强我党对新四军领导设立的机构，所以项英实际上是新四军的最高领导。至于项英为什么能成为新四军的最高领导，之前也专门写文讨论过。项英为何能成为新四军的最高领导人，而陈毅连军部领导都不是呢？
看到很多文章说，身为副军长的项英和军长叶挺，在共事期间有诸多不合，甚至身为军长的叶挺根本没有办法参与新四军的决策，因为他不是我党党员，也没有资格参加新四军军分会的会议，所以项英在新四军中，基本上大权独揽。
当然了我们不怀疑项英对革命的忠诚，他拥有很高的政治素养，党性也很强，要不然在中央红军主力离开中央根据地的时候，也不会让项英成为留下来红军的最高领导，可以看出来中央对他还是很信任的。
当时我们必须承认一点，项英同志搞党务或者军队思想方面，绝对十分在行，可是在军事方面不是他所擅长的领域，甚至他在军事上还犯了不少错误，今天我们就来探讨一下，项英在皖南事变中所犯的错误。
事先声明一点，讨论项英同志在皖南事变中所犯的错误，不是否定项英同志的贡献，而是单纯从皖南事变中看他所犯的错误，这对于我们了解那一段历史也有帮助。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个人认为主要有三点：
一、皖南事变前，准备不充足，延误转移时间
皖南事变是国民党蒋介石蓄谋已久的，这是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时实施的军事行动，虽然国共两党合作抗日，但是蒋介石也害怕我党我军在抗战中不断发展壮大，他逐渐开始消极抗日，转而积极反共。
国民党很早就开始布置围歼皖南新四军的计划，当时蒋介石原本是想要从苏北的新四军下手，然后再解决皖南的新四军。因为新四军在苏北的力量不是很强大，而且国军有韩德勤等两个军在那里，蒋介石打算从这里下手，但是他的部下韩德勤在黄桥败北，让蒋介石开始布置解决皖南的新四军。
在新四军取得黄桥自卫反击战之后，蒋介石就开始部署围歼新四军的事宜，并且开始调兵遣将，国军在皖南的兵力也开始增加，对新四军动手已经很明显了。既然知道了国民的意图，如果新四军采取积极措施，趁着国军没有布置得当的时候，选择转移那也许就不会出现皖南事变中的巨大损失，在皖南事变之前，准确地说，在我军决定进行黄桥反击战的时候，项英就犯了错误。
韩德勤部进攻新四军陈毅部，我军决定进行自卫反击战，此时中央就对项英有过指示：韩德勤部是顾祝同的唯一嫡系，受我打击后，顾有对皖南、江南我军采取压迫手段之可能，望项准备应付办法。"当时中央已经提醒项英，国军可能对我新四军动手，让他准备应对办法，毕竟项英是新四军的最高领导，这也是他的责任。
不仅如此，中央还在同年的9月22日给新四军军部去电，直接表明让新四军军部向苏南转移∶"皖南部队及军部拟在动手解决韩德勤之前移至苏南为有利。"可以说中央已经给出了命令，项英等人直接遵守和严格执行就是了。
在这过程中项英犯错误了，当时项英对执行中央让皖南新四军北移的指示反复动摇，犹豫不决，这就耽误了时间，后来决定执行中央的指示，在北移的过程中拖拖拉拉，而国民党给的期限是在12月31日前，但是项英等人拖到了1月4日才移动，让我军在政治上更加被动，给国军以动手的口实。身为新四军一把手的项英是负有责任的。
二、错误判断情况，选择错误的路线
如果说执行中央北移指示不坚决，而且延误了北移时间是小错误，那么选择北移路线的错误，将皖南新四军推入危险境地。虽然国军布置了重兵，想要围歼新四军，而且皖南新四军错失了最佳转移时间，但是如果能选择一条恰当的移动线路，也不至于在皖南事变中损失惨重，关键的时刻项英选择了错误的路线。
当时皖南新四军北移的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是从驻地云岭向北，直接从铜酸、繁昌之间北渡抵江北无为再转皖东根据地；二是从驻地云岭向东北开出守备线经沦陷区抵达苏南根据地，再寻机渡江到苏北。其实按照当时的情况这两条路都可以，而且中央定的线路是第一条线路，即从铜陵、繁昌之间北渡。从这一条路北移，有几个有利的条件。
一是这里群众基础好，沿途有各种抗日群众组织和地方党委；二是对地形熟悉，部队曾多次在这里活动，对地形相当熟悉。三是路程比较近，距离江边有六十多公里，一昼夜即可抵达；四是江北有部队接应；五是成立了渡江临时指挥部，准备了大批船只。
此外这里还有日军活动，即使国军想要剿灭皖南新四军也会有所顾忌，如果从这里北移的话，主要组织得当，可以最大程度减少损失，中央还去电询问项英可行吗？当时项英强调从这里北渡的困难：
"繁、铜由我驻地到江边，须穿插封锁线，约经五十里之河网敌区始抵江边，如遇两军（敌人）发觉后即不能渡，大军不能穿插，只能分批偷迹，如被发觉，极危险。特别是在江中遇敌艇毫无办法，只要一艘军舰停泊江中，便无法偷渡。如无友军在对岸堵截和友军在后夹击，假如相当时间，若断若续地分批偷渡当可，否则有被截断或遭腰击之危险。"
项英的意思是江面可能是被敌人封锁，十分危险，可是皖南事变发生后近千名皖南新四军指战员从铜、繁突围北渡安抵无为，证明这里并没有像项英说的那样严格，这也是他判断失误的，导致选择一条错误的路线。
虽然我们不能保证从铜陵、繁昌北移不会被国军伏击，但是起码不至于被八万多国军包围吧？最终新四军军部作出了部署：皖南新四军经茂林、旌德、宁国、郎溪去苏南，事实证明这个决定将皖南新四军带入了绝境，这一路上全部都是国军部队，而且选择的不是国军给出的路线，在政治上也给国民党以口实。
后来皖南事变后，国军第32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在战斗报告中总结了新四军为什么失败，其中就有“状况判断错误，轻高老巢1，南过章家渡投我部署上最强之包围圈内"，这个似乎更加有说服力，说明当时新四军军部选择的路线错误，而新四军军部最高负责人就是项英，叶挺说话根本不顶用。
其实在讨论北移线路的时候，项英曾说说：“大家再议一下下一步的行动方针。”叶挺严厉地指出：“什么时候了，还要讨论行动方针？现在需要的不是讨论，而是决定走哪条路线。”项英也感到自己说得不妥：“就按军长说的，挑选决定一条路线。”参谋长周子昆提出三条路线供选择。在确定突围路线上，叶、项再次出现严重分歧，会议不欢而散。最后北移的线路就是项英选择的，从这一点上来看项英是负有责任的。
三、皖南新四军北移过程中，军事指挥失误
以上两个错误，已经将皖南新四军带入到了困境，而军事上的错误，也让皖南新四军进一步陷入到被动。而且项英在我军北移的过程中，更是多次犯了军事指挥上的错误。首先，他将近九千新四军分成三个纵队，三队齐头并进，军部跟着第二纵队行动，而且又没有预备队，一旦被敌人分割，相互之间不能联系，将会更加危险，分兵就是一个大忌，皖南事变的过程证明这个分兵突围是错误的。
分兵是错误，那么耽误时间则进一步将新四军推向了深渊，这一带是国军驻地，待久了容易发生变故，中央也给叶挺、项英去电:“你们在茂林不宜久留,只要宣城、宁国一带情况明了后,即宜东进,乘顽军=布置未就,突过其包围线为有利”
党中央给出建议很对，一定要快速通过这里，可是等到全军在1月5日到大原定位置后，发现前面有国军阻拦，项英没有让部队继续前进，而是宣布原地休息一天，在第二天才召集个纵队负责人讨论下一步的行动。
耽误这一天对新四军来说是致命的，因为国军利用这一段时间，调来了40师和79师完成了对我军的包围，这一天的时间足以改变很多事情，其中就有皖南新四军的命运。而且项英在危机时刻根本不听从叶挺正确的军事主张，更加加剧了这一情况。
当时国军已经完成了对我军的包围，退路也没有了，一线生机是攻打星潭，当时叶挺主张攻打星潭，根据时任军部作战科副科长叶超回忆说：
“叶挺军长的决心是要三团的一个营出击,另外再从后面调五团的一个营从侧面迂回一下,坚决把星潭打下来.。但是项英同志不赞成这个方案,他强调我们的部队向来不打硬仗，要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硬拼恐怕不行，他怕攻不下星潭,我们的处境就更困难了。”
关键时刻项英对叶挺的正确主张置之不理，而且优柔寡断，对于要不要攻打星潭，军部又开了7个小时的会，最终没有攻打星潭，而且项英不仅不让叶挺独立负责军事指挥，而且他还亲自指挥，要知道军事不是他的强项，到这危急的关头，他依然没有认清楚现实，作出了错误的军事决定。
项英决定不攻打星潭，部队撤到王岭，改道高岭出太平，但是在途中和敌人遭遇发生了激战，损失很大。一直到8日黄昏，项英下来改道由茂林原路返回，改从铜陵，繁昌北渡，这还是最早的一个撤退路线，也是被项英否定的路线。
但是此时已经晚了敌军师占领了茂林，我军腹背受敌，被国军全面包围，军长叶挺亲自到阵地指挥，击退敌师，此时皖南新四军已经全部陷入到包围之中。在突围的过程中，项英优柔寡断，拒绝叶挺的正确主张，多次更改命令，让部队陷入到不知所措之中。
更为严重的是，当部队返回高坦时，项英又擅自下令：“带官不带兵，分散打游击”的错误决定，他和政治部主袁国平、副参谋长周子昆带着几个警卫员离开了大部队，当时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发现这一情况立即上报东南局书记刘少奇，刘指示饶一定要尽力挽救危局，但是为时已晚。
项英作出这样的错误决定，就等于放弃了他的领导责任，不能好好地组织部队果断突围，让部队陷入到群龙无首的境地，这是他的又一错误。
我们可以看出来项英在皖南事变前后犯了三个致命的错误，这些错误给皖南新四军带来了巨大损失。当然我们是站在今天的角度去看问题的，有点上帝视角的意思，不过错误就是错误，就连项英本人也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了。
在泾县隐藏的时候，项英对新四军的损失痛心疾首，他曾对身边的人说：
“新四军这次失败,我是要负主要责任的,把你们搞成这个样子，将来到延安以后,我会向中央检查自己的错误的,不管指责我是什么主义,我都接受。”
从这一点上来看，项英也不愧是一代伟大的革命家，勇于承担自己的错误，但是这个错误造成的后果简直太严重了。项英也没有等到重要对他在皖南事变中责任的认定，他被叛徒杀害在安徽泾县茂林蜜蜂洞中，年仅43岁。
参考资料：1、皖事变中，新四军主要军事行动检讨——兼论项英在皖南事变中的错误
2、项英在皖南时期主要"错误"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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