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再奇
第期
三、宣城文化与皖江各地文化关系之演变
（八）元代，安徽文化整体处于低潮，宣城文化却独放光彩。元代不足百年，蒙古人统治中国，人分四等，中国文化处于低潮。宣城诗人竟有近百位，宣城贡氏、汪氏、张氏、王氏等文学家族的文学创作极其繁盛。宣城贡氏家族从贡士濬至贡性之四世有诗文作品传世者27人，其中贡奎、贡师泰、贡性之连续三代均有个人诗文汇编传世，在元代绝无仅有。贡奎有“元诗巨擘”之美誉。贡奎之子贡师泰则为东南文坛领袖，是“名高一代，文照千古”的显赫人物。贡师道以茂才荐举入仕，官至翰林待制兼国史院编修官。宣城汪氏的汪泽民和贡氏家族共同参与辽、金、宋三朝史编修。汪泽民和张师愚合编宣城历史上第一部地方诗歌总集《宛陵群英集》。汪泽民之子汪用敬，张师愚、张师鲁及张师鲁之子张知言和王圭、王璋及王璋之子王虎臣等皆有诗文传世。元代科举七榜，嘉庆《宁国府志》载宣城进士10人。
（九）明代，宣城文化在安庆文化的冲击下发展势头相对减弱，但仍保持微弱的领先地位。人才培养离不开教育和书籍。民国《安徽通志稿教育考》明代安徽书院93所，其中：宁国府11所、安庆府11所、池州府9所、太平府3所、广德直隶州1所；安徽私人刻书家共刻书种，其中：宁国府56种、安庆府13种、池州府13种、太平府5种、广德州4种。数据最据说服力。
若以传世作品、文学家、国史人物传、科举人才为例：《重修安徽通志艺文志》明代安徽著作部，其中，宁国府部、安庆府部、池州府部、太平府71部、广德州36部。谭正璧《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明代宁国府文学家15人（宣城县8人）、安庆府40人（桐城县36人）、太平府2人（芜湖县2人）、池州府1人（贵池县1人）；《明史》列传皖籍人物人，其中，安庆府20人、宁国府11人、池州府9人、太平府6人、广德州2人。
《重修安徽通志》和《明清进士士题名碑录索引》明代安徽文进士人，其中，安庆府人（桐城县84人）、宁国府人（宣城县64人）、池州府76人（贵池县24人）、太平府91人（当涂县59人）、广德州34人（广德县25人）。明代安徽举人人，其中，宁国府人（宣城县人）、安庆府人（桐城人）、池州府人（贵池94人）、太平府人（当涂人）、广德州82人（广德57人）。万历一朝，宣城县一地任三品以上大员有七、八人。天启三年()，宣城县洪林镇建石质三元牌坊一座，一面题额“十里三元”(即：状元沈懋学、会元汤宾尹、解元贡钦)，一面题额“同朝鼎甲”(即：状元沈懋学、榜眼汤宾尹、探花舒宏志)，上属四人均为明代洪林桥周围十里境内人氏。
（十）清代，桐城派崛起和安庆成为省会城市，安庆文化越居首位，宣城文化退居其后。清初文坛风尚多元嬗变，在分合与重组之中，呈现出极其复杂的形态。宣城人施闰章、高咏、梅文鼎、梅庚等人承绪明中叶以来的宣城风雅，独树旗帜，形成了区域色彩鲜明的宣城派，其独具特色的诗歌被称为“宣城体”。清代文坛最大的文派——桐城派最推崇宣城。桐城派奠基人戴名世称“吾江南文学礼仪之邦，推宣城为最”；大学士张廷玉赞誉宣城为“上江人文之盛首”；“桐城三祖”之一姚鼐称“宣城古是诗人地”。宣城与桐城并称为江上“二城”，不仅是皖地文学渊薮，也是全国文坛两大重镇。
清代安徽巡抚冯煦光绪三十三年上奏采访皖省遗书时，赞叹清代安徽学者著述道：“国朝右文，皖才尤盛，性理若宣城施闰章、婺源汪绂；考据若婺源江永，休宁戴震，歙金榜、凌廷堪，绩溪胡培翚、黟俞正燮，当涂徐文靖；词章若桐城方苞、姚鼐，泾朱珔、包世臣；算术若宣城梅文鼎暨其孙瑴成，歙汪耒。或综贯遗经，或阐明绝学，凡所述作，固已彪炳宙合，其他抱潜德而弗彰、守遗编以终老者尤不乏人”。文中列举16人，其中皖江8人，分别是：宁国府宣城县3人、泾县2人，安庆府桐城县2人，太平府当涂1人。
书院与区域文化休戚相关。民国《安徽通志稿教育考》清代安徽书院所，宁国府20所、安庆府18所、池州府15所、太平府12所、广德州6所。仍以文学家、国史人物传、科举人才为例：谭正璧《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清代宁国府文学家6人（宣城县4人）、安庆府5人（桐城县4人）、太平府4人（当涂县4人）、池州府1人（贵池县1人）；《清史稿》列传皖籍人物人（未计入列女），其中，安庆府51人（桐城县49人）、宁国府19人（宣城县5人）、池州府11人（池州4人）、太平府3人（当涂县3）；（光绪）《重修安徽通志》和《明清进士士题名碑录索引》清代安徽文进士人，其中，安庆府人（桐城县人）、宁国府人（宣城县38人）、池州府36人（青阳县12人）、太平府60人（芜湖县25人）、广德直隶州14人（广德县10人）。清代安徽举人人，其中，宁国府人（泾县人）、安庆府人（桐城人）、池州府人（贵池县77人）、太平府人（当涂县人）、广德直隶州77人（广德县44人）。
（十一）清咸丰同治后至民国末年，宣城文化在皖江地区的影响力急剧衰退。咸丰同治兵燹给皖江两岸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尤其是同治元年（）七月，皖南苏南浙西北的瘟疫，给宣城造成的损失最为惨烈。
据相关史料保守统计：咸丰元年（）今宣城市七个县市区总人口约.9万，同治十年（）总人口只有20.8万，损失.1万（注：人口损失包括统计时逃难尚末回归人员）。从湘军统帅曾国藩、两江总督马新贻、安徽巡抚乔松年的文奏以及学者研究成果来分析，清咸丰同治年间战争虽然遍布大半个中国，但是，今宣城市境内可能受最惨。对文化事业的摧残直接表现为世家大族遭到毁灭性摧残，千百年来，积聚下来的社会财富、文化遗产几乎荡然无存。用黄宾虹给友人曹一尘信说“宣歙文献，卓绝环宇，屡经兵燹，散佚已多。”“宣歙文化书史散佚，殊为可惜。”
结语：
每一种文化都不可能是常青树，经久不衰，都有一个萌芽、发展、昌盛、衰落的过程。地域文化的研究不能以偏概全，更不能以历史某一时期兴盛，来代替该区域整个历史时期的文化概况，更不能用现状臆测历史。科学的方法要区分该地区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发展情况，用数字对比说话。就宣城来讲，其当今的影响力虽然与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等地相比有一定差距，但是，从文化遗存来讲，年10月，国务院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核查的安徽省不可移动文物，宣城市名列黄山市、安庆市之后，位居第三，有处。宣城市地方志办公室年出版的5卷本《宣城古代诗词全集》，辑录有南朝至清末外籍和本籍歌咏宣城诗歌首，诗人人。康熙帝钦定编纂的《全唐诗》，诗歌也仅有43首，2名诗人，足见宣城文化厚重的历史地位。
（作者系宣城市史志办副主任，市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制作：童达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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