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达清
第期
哥老会原产生于四川地区，其后慢慢向周边省份如湖北、湖南蔓延。太平天国战争爆发，清军扩张，大批川、鄂、湘籍的哥老会会员加入军队，哥老会得到迅速发展，“于是湘营中哥老会之势大盛，且凡有湘军所到之处，无不有哥老会之传布也。”（陶成章《教会源流考》）如湘军著名悍将鲍超即是四川人，其麾下将士亦多为四川人，鲍超率部在宣城鏖战多年，亦将哥老会带入宣城。
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仍由湘军刘松山部镇守皖南；后湘军大批被裁撤，一部分就地安置在宣城，大部分仍滞留在长江沿岸各府州县，到处流窜，宣城有水阳江、青弋江、南漪湖，水运便利，自是他们经常往来之所。
随着大批湖北等籍移民的到来，哥老会更是获得了肥沃的土壤，快速向宣城民间渗透。移民中本有不少在原籍已是哥老会会员，他们移民宣城后，更是积极发展其他移民入会，使得哥老会员的人数迅速膨胀，甚至原土著居民也被拉拢入会。
据光绪二年（）徽州府歙县知县陈某颁布的通缉告示，计有哥老会员44人，其中湖南籍12人，湖北籍10人，土著2人。（江巧珍、孙承平《徽州府对哥老会的通缉告示的发现与探讨》，《黄山学院学报》年第5卷第1期）
徽州府移民本不多，而作为移民大区的宣城（宁国府），哥老会员的人数当更为可观。如王霭亭（又名王启瑞、王太平），湖北谷城人，他早年在任忀善名下入会，任忀善被捕伏法后，他即逃至宣城一带活动，开创“紫寿山银河水集义堂”，广招信徒，短短几年间，至光绪十七年（）被破获时，其会员已发展到余人，其手下核心干将周克均（周顺、周开金）、萧凤山、叶太林（叶恒茂、叶老三）、田兴潮（田老六）、赵兰亭（赵老六）、方潮中（方老五）等，籍贯也都属湖北谷城、郧县、随州、均州、南漳、郧西等州县。（安徽巡抚沈秉成奏，《光绪朝朱批奏折》第辑）
哥老会与移民的融合，在民间形成了一股庞大的势力，从而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
1、打家劫舍，杀人越货，社会治安案件层出不穷。
咸丰以前，宣城尚称安定，恶性治安案件虽也有发生，但频率低、规模小，还不足引起统治者特别注意。自移民入驻后，社会治安迅速恶化起来，大小案件层出不穷，几乎无日无之。究其原因，正如同治十三年（）宣城知县黄祺年所说：“类多无业强民，或遣散勇丁，又或在籍滋事不得安居者，更有在籍犯案潜行进出者。纷纷而来，名则开垦，实则无事不作，此等不安本分之徒共聚一处，焉得不滋生事端？”（《客民禁入皖省宣城示》，《申报》年1月18日）
其中对社会影响、危害最大的，就是聚众偷盗抢劫。如光绪十三年（）3月29日，南陵县哥老会福寿堂忠义堂正龙头熊海楼等率会众数百人，至宣城县西河镇抢劫店铺三十二家，“明火执仗，呼喊声如雷震，各铺户居民惊惶无措，不敢与之相拒。”皖南镇左营游击牛书琴当即率兵往剿，擒获头目十余人，“缴票布三千余人”。亦可见南陵、宣城交界处哥老会会员之众。
如果说西河镇偏处乡下，政府统治力量薄弱，哥老会才敢肆无忌惮，那么抢劫宁国府城，最足以说明这些客民胆大妄为到何种程度。光绪二十三年（）8月25日黄昏，府城上市街万源钱庄被抢去“本洋二千九百元、英洋三百七十四元、纹银四百七十七两”。事后拿获盗犯杨子宽、洪林有、杨本富等三十余人，据供均为广德、孝丰山内的河南移民，其中当有不少人身隶哥老会。公然在大街上肆行劫掠，可见其猖狂程度有多大。
2、铤而走险，贩卖私盐，侵渔国税。
哥老会源自啯噜会，向有贩卖私盐的传统。部分哥老会员移民宣城后，自然会重操旧业，以牟暴利。年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第一局局长小川又次大佐在《清国征讨方略》中说：“中央以南有哥老会、贩卖私盐团伙，此党有数万之众，实清廷之所惧。”可见哥老会中贩卖私盐者人数之多。私盐的贩卖，危害了清政府的税收，自然也在政府打击之列。光绪五年（）8月23日，著名盐枭乔洸溁在贩卖私盐至宣城时，被皖南镇捕获。（年9月6日《申报》第号）
3、对抗政府，阻挠土地丈量。
移民初入宣城时，政府为招徕客民，休养生息，给予了许多优惠政策。但时日既久，政府必然要对已垦荒地征收赋税，因此在宣城成立了皖南保甲垦务总局，以宣城县为试点，重新丈量全县土地，以征收赋税。移民自然不愿交税，“折亩数，隐亏耗，奸民串卖，蠹书漏册，种种弊端，不胜缕述”，各种抗拒行为也时有发生。
光绪七年（）2月25日，皖南保甲垦务总局总办桂中行，至南乡花田团地方丈量土地时，“歙建团客民、监生孙品三倡言清查田亩不利客民，商约胡银、王福先等殴辱乡董，毁弓夺册，逼勒乡民，聚集二百余人，持械抗阻，蜂拥滋闹。”这些聚众闹事者多有哥老会背景。桂中行当即将孙品三捉拿，禀明上宪，就地正法，这一事态才稍得平息，土地丈量才得以继续进行。
然而，在后来的土地丈量中，地方官员、乡里董保生怕激起新的矛盾，因此在丈量土地时对客民往往失之过宽，这就又引发了土民的不满，产生了新的矛盾，如宣城县俞冠群等土著递辞抗禀案，因不在本文叙述范围，故不再赘叙。
4、秘密集会，聚众起义。
哥老会的性质，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其早期旨在反清复明，待清政府统治稳定后，哥老会隐敛了锋芒，成为一个单纯的群众性互助组织。清末时，由于哥老会的迅速壮大，一部分会首不安现状，开始四处串联，密谋举行推翻清廷的暴动。
早在同治十年（）2月，建平县（今郎溪）就有关汶溎起义，关汶溎虽是捻军出身，有无哥老会身份不得而知，但他依靠的群众，多是广德、建平、高淳、孝丰交界内的移民，其多有哥老会背景无庸置疑。
光绪十七年（），王霭亭创立的紫寿山银河水集义堂，在宣城、泾县、南陵、青阳、宁国一带势力急剧膨胀，遂在宣城县柿木铺（今属杨柳镇）设立总粮台，完善其各级组织，设有“陪堂、礼堂、刑堂、值堂、盟证、香长、心腹、大圣、贤武、圣贤、桓侯当家、披红当家、插花当家、青缸花冠、悬牌江口、铜章铁印各项伪号”，制备军器，购买洋枪，秘密准备起义。八月，因消息泄露，其主要会首被捕，这一起义才胎死腹中。（详见安徽巡抚沈秉成奏，《光绪朝朱批奏折》第辑）
其后，光绪二十七年（）2月4日，田化龙在宁国县七都泰山起义。田化龙系湖北移民，“时出没于宁、广一带，散放票布，纠人入会为非……浙之临安、余杭、于潜、昌化、安吉、孝丰、长兴等处均有羽党散布，被惑者几于缕指难终。”田化龙自封为东泰山王。这次起义持续时间只有短短的几天，但和全国此起彼伏的哥老会起义相应和，使得清政府开始重视起哥老会带来的社会问题，加强了对哥老会的镇压。
总之，清代末期的社会问题主要是会党，而会党问题又与移民紧密联系在一起，正如时人所说：“自招集客民以来，凡有客民之处，莫不有械斗之事，乡民往往受其凌虐；为地方官者又每以省事为能，茹柔吐刚，助强抑弱，以致客民目无法纪，轻则拜会联盟，重则聚众抢劫，不足以裕课，适则以害民，盖虽有良法美意，而无守此良法、体此美意之人，则徒善徒法固不足恃也。”（《论靖盗必先靖客民》，年5月18日《申报》第号）因此，加强对移民与会党问题的研究，不仅有历史意义，也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作者系宣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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