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1月,遵义被红军占领之后中共中央在这里举行了著名的“遵义会议”,遵义会议是我国革命命运生死攸关的一个转折点,因为在这场会议上确定了毛泽东主席的领导地位。
不过,当时在这场会议上出现了两种不一样完全对立的思想,一场无声又严肃的斗争就这样搬到了台面上。那时支持毛主席的党员并不占多数,只有一名党员挺身而出力挺毛泽东,并且在此次会议上投出了“关键的一票”,因此毛主席的正确主张才得到了更多党员的支持。
他就是王稼祥,当时是党中央领导成员之一,毛泽东主席曾经多次说明,王稼祥对党是有功劳的,因为有他那关键的一票才挽救了革命的命运。下面我们就来一起认识下这位让毛主席赞不绝口的领导人——王稼祥!
毛主席最关键的一票——王稼祥
王稼祥年8月15日生于安徽泾县厚岸人,因为他从小的时候就非常的喜欢看书,因此进入村里小学后成绩一直是位列前茅。在小学毕业之后又读了一段时间的私塾,因为他读书非常的用功,年他凭借着优异的成绩直接升入芜湖圣雅中学高中部读书。
但是,这段生活并没有持续多久就被打破了平静,王稼祥在学校待了一年之后学校突然掀起了一场“收回教育、反对奴化教育”的学潮。也就是因为这场学潮的发生,让他的思想有了很大的改变,因此他也有了一系列的举动。
当时,学潮发生后王稼祥就和另外3名同学组成了学生代表,他们结伴来到了县教育委员会,随后就以全校同学的名义给芜湖的《工商日报》上写了一封信,信里面大概的内容就是希望斗争能够指向教会对学校的统治。
做完这些后王稼祥他们觉得还是不够,因此他们又和其他学校的学生代表去了省府安庆,省府的人哪里见识过如此咬着不放的学生啊,经过一番交谈下来迫使省教育厅去解决学生转出教会学校的问题。王稼祥和同学们的心思总算是没有白费,就这样安徽省反对教会教育的“联合会”诞生了。
可祸福相依这句话可不是闹着玩的,虽然王稼祥在这件事情上取得了成功,但是也因为他的举动他被学校开除了。即使离开了学校但是他依旧没有停下学习的脚步,他反而因此更加的认真了。
离开校园的王稼祥来到了上海大学中学部学习,是金子到哪里都会发光的他亦是如此。在此期间,因为“五卅运动”让王稼祥第一次有了不一样的感受,他开始接触一些进步思想和进步书籍,就这样革命的种子在他的心里生根发芽,王稼祥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在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那年冬天,王稼祥去了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进行学习。两年多的时间过去后,他进入了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教书,并且于同年2月的时候成为了一名中国共产党员,从此开启了他的革命生活。
年3月,王稼祥回到了久违的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干事。
年1月,他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党报委员秘书以及《红旗》、《实话》的总主编,同年4月份的时候,王稼祥被派往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11月的时候,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外交人民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王稼祥和主席的初次见面是在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后,在长征出发前的时候中央最高“三人团”决定:中央政治局成员一律都要分散到各个军团去。
那时,毛主席二话没说就选择了和张闻天、王稼祥一路同行。为什么主席会这么的积极要和他们俩在一起呢?因为毛泽东希望在此次途中能够借机向他们宣传自己的主张和思想,一旦得到他们两个的支持,就可以扭转当时红军面临的局势。
因为这很有可能就是红军的最后一次机会了,当时红军的最高军事指挥人并不是毛主席,而是博古和李德,红军在他们自以为是的带领下愈发被动,随时都有可能成为“曾经出现过的一支部队”。
那时的主席并不向往日里的意气风发,反而因为被排挤和病痛的折磨憔悴不已,再加上心里一直担忧着红军目前的处境,身体已经虚落到不行了,最后他不得已只能坐上了担架。这就巧了,王稼祥刚好在第四次反“围剿”中右腿受了伤,也坐在担架上。
这就造就了毛泽东和王稼祥的联系,经过一番交谈二人都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因此他们行军时谈、躺着谈、休息的时候谈,甚至在睡觉之前还要聊。那么,他们这一路上究竟在说什么呢?
在路上,两个人仔细地分析了目前的局势,以及红军此时此刻的处境安危。因为自从第五次反“围剿”展开后,红军受到了接近毁灭性的打击,我军在战场上越来越被动,被敌人追着屁股后面打却只有跑的份,就连还手之力都没有。
虽然红军打仗的宗旨就是: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但是这毫无还手之力就有点夸张了,要知道这种情况在毛主席的带领之下可是很难出现的。说白了,就是领头人的指挥、思想以及战略方针都有着一系列的问题。
当时红军由博古和李德领导,可是二人均是空有理论知识的指挥官,战场上的经验压根就不多,而且他们的战略方针一直都是以自以为实施的,从来没有考虑当时部队的真实情况制定相应的计划,因此在那段时间里红军战士们减员的厉害。
分析完后王稼祥直接说道:“中国革命的道路不能在这里走下去了,这样下去绝对是不行的。”别说王稼祥现在这么着急,毛主席更是心急如焚,因为红军部队之前是他领导出来的,现在都差不多要被敌军打完了。
最关键的是自己现在已经失去了指挥军事的权力,即便自己提出的建议也不会被采纳,这样怎能不着急呢?
但也不能什么事情都不做,因此在毛主席的身体好点之后他就会去各个军团看一看,他现在已经不能守着“行军纪律”那套了,于是他一会待在这个军团、一会待在那个军团,其目的很简单就是劝说军团的指挥员和政委接受他的思想。
这时的毛主席虽然身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但实则就是一个挂名的主席,手上并没有什么实权,不仅无法过问军中事务,在中央也没有什么发言的权利,再这样下去红军能否顺利存活就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了。
那时毛泽东对王稼祥说:“蒋介石已经布置好了一个‘大口袋’,就等着我们自己跳进去,关键的是我们的指挥官根本看不见这一危险,非要钻进敌人的圈套里面,你说他们是不是傻?”
还不等王稼祥说话,毛主席又接着说:“敌人在湘西布下了天罗地网,那我们就另辟生路,我方已经得到情报,贵州方向的敌人并不多,而且还没有碉堡工事和设防体系,我们就可以抓住这一点趁虚而入,改变原本的路线让蒋介石扑空。”
话虽如此但红军此时的领导人博古和李德能够理解这一点吗?随即王稼祥也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这个情报我也知道,可是博古根本就不会带兵打仗,李德也只是有丰富的军事知识,但他们对于当前的局势根本就视若无诸,一直在哪里瞎指挥,部队现在被他们搞得什么样了。”
毛主席沉思了一会说:“博古和李德丰富的军事学识并不是由本土而来,而是从西洋外国来的,那里战争和我国的战场环境不同,条件也不相同,性质也不同,因此他们的那套学识放在中国的战场上万万是行不通的,所以他们只有逃跑的份。”
王稼祥说:“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
“可我现在就连发言的权利都没有,现如今红军的存亡又迫在眉睫。”毛泽东有些自嘲地说。
王稼祥道:“我看也未必,有很多的同志都是会赞同你的意见的。”
“你觉得哪些人会赞同我的呢?”
“依我看,政治局内一定会有同志赞同你的思想和意见的。”
毛泽东一听惊喜地说道:“那你最近是有和他们交谈过吗?”
王稼祥点了点头。
随后,王稼祥表示自己会将他的意见转告给政治局的人,王稼祥第一个找到的就是张闻天,在跟张闻天聊过之后,张闻天听后明确的表示赞同,后来他还找到了毛主席利用行军的时间继续交谈。
不仅如此,当他们交谈完之后张闻天还特地叮嘱战士们照顾好毛泽东,慢慢地三人就形成了一致的看法:必须改变红军的方向和路线,博古和李德一定不能掌握军事主权了。不仅如此,毛主席和周恩来以及朱德都进行了谈话,同样也得到了他们二人的支持。
遵义会议王稼祥的力挺是改变党命运的关键
年1月15日,扭转党、红军和中国革命命运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召开。此次会议上到场的有20人,除了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以外,还有红军总部的各个军团主要负责人,而本文的主人公王稼祥就是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出席的。
会议一开始的时候,是由博古作“主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毛泽东则是就长征以来的各种争论问题发言等,因此会场上就呈现出了两种完全对立的思想观念和路线方针,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就这样摆在了桌面上。
在关键的时候,王稼祥马上站了出来力挺毛主席,并且明确地表示坚决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并且指出红军长征应该由毛主席作为领导者、指挥者才能成功,不然的话我们的胜算很小。
王稼祥的这一言论得到了许多同志的支持,他们都相信毛泽东的军事能力,只有在他的带领之下红军才会走向成功。之后王稼祥又指出了博古和李德在军事上的错误,称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之一。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李德同志一再拒绝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在分秒必争的战场上的意气用事,诸多原因聚在一起才会让红军的伤亡如此的惨重,自以为万无一失的战略方针事实上就是“瞎指挥”。
说完,李德就向王稼祥投来了不善的目光,王稼祥压根就不给他一个眼神,继续说着自己的话:李德自从进入苏区之后,军委的一切工作都是由他一个人承包的,就连博古也只听他一个人的的意见。
李德
因此集体领导那时已经不存在了,并且他们还发展成了一种“惩办主义”,不反思自己的指挥是否出了问题,反而还对下属进行压制,却从来不对自己不作丝毫的自我感到羞愧,就连听取别人一再提出的正确意见都不理睬一意孤行。这种领导方式极其的恶劣,如果继续下去会给我们红军带来极为严重的后果。
在王稼祥讲完之后,张闻天也站了起来他说:“我很赞同他的话,他对问题的分析是正确的。”这时朱德也严肃地说:“有什么本钱就打什么样的仗,既然没有那个本钱,那还打什么洋仗?”
聂荣臻接过朱德的话说道:“李德同志的指挥我是亲眼见过的,他对部队军事哨应放在什么位置、一门迫击炮放在什么位置都一窍不通,甚至连我们军团指挥员不过问的事情,他都要抓着不放,有时间还不如多研究一下战事。如此这般,不是瞎指挥那是什么?”
彭德怀也应声说道:“李德同志的瞎指挥我也曾经领教过,李德同志指挥作战非常的死板,压根就不会根据实际情况而定。就连一门迫击炮放在地图上的某一曲线都规定好了。要知道我国这一带十万分之一的地图根本没有实测过,有的时候连方向都是错的,李德同志这是‘图纸上的战术家’。中央苏区自建立已经有八年了,我们都知道组建根据地是多么的艰难。”
大家的发言大部分都是对于李德和博古指挥的不满,刘伯承听到同志们对李德义正辞严的批评后,心中很不是滋味。他作为红军总参谋长,其实早就已经觉察李德和博古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了。
刘伯承
一次他找李德特地谈话,就是因为他自我意识太强了,压根听不进别人提出的正确意见。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刘伯承还和李德吵过架。之前因为各种原因的关系,刘伯承只能将不满咽在心里,时至今日他已经无需再过多隐瞒。
接着,刘伯承说:“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就像毛泽东分析的那样,我们在军事指挥上犯了大错。在战斗中,我方指挥者一直否认敌强我弱的事实,甚至还要求阵地战和依靠主力军队。反对诱敌深入,把必要的转移当作成逃跑主义,作战连绝对的集中指导也做不到等。”
刘伯承将李德和博古的战略方针分析得很透彻,而李德他们最后一块“遮羞布”都被撕开了,会议上的人心中都开始有所动摇,这时朱德说了一句话的会场出现了短暂的沉默。他说:“如果继续这样领导的话,我们就不能再继续跟着走下去了!”
博古
此话一出,大家都神情各异场面一度进入了沉默,博古听后心中一震隐隐的有些不安的情绪,他没有想到自己会落得这般田地。之后,李富春、杨尚昆、邓小平发言,他们表述的都是同一个意思“批判博古和李德,支持毛泽东”。
此时的博古哪能像之前那样镇定啊,他的心中慌乱不已,为了掩饰他现在的不安他说:“现在天色已经不早了,会议是否明天继续?”
晚饭后,博古回到住地后心情十分压抑,痛苦和委屈一直缠绕在心中。他开始回想起今天白天发生的情况:张闻天将自己说得一无是处、王稼祥作为自己的老同学和并肩作战的战友,也反对自己。
这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刘伯承、聂荣臻、彭德怀等人对我有意见,大多都是因为军事上是事情,无非就是打了败仗,但那又不是我指挥的是李德同志指挥。他作为共产国际派来的人,是有经验的军事家不是吗?
难道我坚决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是不对吗?自己自从上台以来,就日以继夜的工作着就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不是,没想到竟然换回的是这样一个结果。他这一夜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白天会议上的交谈不断地折磨着他,他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自己真的做错了吗?
次日,会议继续召开,博古今天的状态明显不好,会议中博古坚定的支持者凯丰站了出来,他用不满的情绪对毛泽东说道:“你懂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吗?你顶多就是看了一些《孙子兵法》!”
凯丰
毛主席对于凯丰的挑衅,直接反问他:“你读过《孙子兵法》吗?你知道《孙子兵法》有多少章节吗?”凯丰被问得哑口无言,因为时间的原因会议被安排在下午再继续。
下午两点多的时候会议继续,和之前一样一群人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会场中分成了两个派,各有各的想法和观点,双方争论的不可开交火药味已经出来了。这时,王稼祥从躺椅上起身了,他说:“错误的领导必须要改变!”
凯丰这个时候又站出来了,他说:“博古究竟犯了多大的错,你们一直说要撤他的职,换领导?我坚决不会同意的。”
会议的最后,根据多数同志的意见:曾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团”;取消博古和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由周恩来和朱德负责;最后由毛主席在军事上帮助周恩来。遵义会议就此圆满地结束了,在紧急关头确定了毛泽东为新的中央领导人,挽救了党的革命命运。
后来,毛主席常常会对人说:“王稼祥是最早支持我的人,且一直都不离不弃,遵义会议上没有他是不行的,他投给了我最关键的一票,我才获胜了!”
毛主席为好战友王稼祥找伴
年毛主席带领红军长征胜利之后,王稼祥因为身体的原因,毛泽东和其他领导商量过后决定让他到苏联治病,将身体养好。就这样,王稼祥在第二年的时候成为了“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到了苏联莫斯科之后认真工作、安心治病。
虽然,王稼祥被安排在苏联工作加治病,可是一直心系国家的发展,因此在苏联没有待多久他就经过批准回国工作了。毛主席对于自己的这个好友十分的重视,所以常常会和王稼祥聊一些私事,比方说——终身大事!
已经32岁的王稼祥依旧将一颗心放在了工作上,一直都没有考虑成家的问题,他身边的人都非常的关心这个问题,但只有他自己漠不关心。这不就连毛主席都有些看不下去了,于是有一天毛泽东介绍了一名姑娘给王稼祥认识。
王稼祥和妻子朱仲丽
这名姑娘叫做朱仲丽,和毛主席是老乡,在毛泽东的介绍下她和王稼祥就这样结缘了。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王稼祥对她说:“小朱同志你好,我叫王稼祥,很高兴认识你。”之后二人会经常见面,久而久之友谊就升华成了爱情。
年3月5日,元宵佳节二人正式结为了夫妻,举行了简单的婚礼仪式,邀请了一些好友和领导人。其中就有为他们牵线的“红娘”毛主席,在婚礼上主席非常的高兴,因为自己的好战友终于有一个家了。
后来,王稼祥一直都在为了国家和人民努力的工作着,但他的身体却愈发不好,因为一心扑在工作上,他的身体已经积劳成疾了。
年1月25日,王稼祥因病在北京离开了,他的一生就像骨灰盒上那8个字一样“立党为公,光明正大”!王稼祥走后,毛主席还多次提到过他,这个曾经不顾一切帮助自己的好战友,王稼祥的一生都在为党和人民不停地奋斗着。时至今日,他的故事带给我们的精神和力量是不可磨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