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培炳
第期
绩溪县，汉为歙县“华阳镇”，属丹阳郡。晋朝时属新安郡。南朝梁大同元年（），析歙之华阳镇置良安县。良安，亦作梁安，唐武德中废。唐大历元年（）又析华阳镇为绩溪县，属歙州。宋属徽州。元属徽州路。明清属徽州府。北宋天禧年间始有人口记载。
四、人口变动原因
康熙五十二年（）颁令，废止“五年审丁，老减壮加”的人口赋税管理办法，朝廷把全国的丁赋份额，以康熙四十九年（）的全国丁额为准固定下来，以后额外添丁不再多征。明令“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初，朝廷采取“地丁合一”“摊丁入亩”一步到位的政策，把康熙五十年的丁银平均摊入各地田赋银中，一体征收。从此往后，丁银就完全随粮起征，成为清朝划一的赋税制度。封建社会对农民的人身束缚大为消弱，客观上有利于人口的自由流动和人口增加。就是这项历史上最重要的人口政策，刺激了我国人口持续高增长，在以后第一个半世纪里，中国人口激增至4亿。
所谓“原额人丁”，是指明朝留下来的数据，江南基本上是用户籍数乘以两倍替换为丁数。徽州54年间在原额人丁的基础上，增加人丁丁，年均增长率不到1%。按照丁数与全国丁数同口径对照，此时徽州占到全国的0.88%，比明初人口占全国的比例略有下降，就这个丁数而言，仍然是处于较高的水平。
全国人口在明末农民起义和清兵入关的战争中损失惨重，带来深刻影响。对此雍正帝曾说过：在那个改朝换代的非常时期，“中国人死亡过半”。而到道光十四年（），中国首次向世界公布的人口数超过4亿，徽州人口数（推测）此时只占全国的0.65%左右。与明初人口占全国0.97%的比例加以比较，显而易见，在全国人口高增长的态势下，徽州仍然保持原有的平稳状况，始终以年均3%的增长率缓缓地前移，徽州人口增长步伐大大低于全国平均年自增率8.4%。
人口长期低速增长，究其原因，对于大量人口从商的徽州社会来说，单从生育层面来分析有以下七种表现。
一是晚育。徽商大批外出经营，十三四岁就出门当学徒做生意，有的结婚虽然较早，但是新婚不久，蜜月未完就匆匆去路，导致初次生育年龄延迟。
二是生育间隔期长。徽商俗例，大抵每隔三四年才回家探亲一次，甚者“出则至十年，二十、三十年不归，归则孙娶妇而或不识其父”，长时间夫妻分居，以至“内多怨女，外多旷夫”。
三是早停。徽州民谚“一世夫妻三年半”，男子出门在外，夫妇聚少离多，妇女错过旺盛生育期。再者多年不归、甚至客死他乡，造成徽州很多节烈妇女。翻检志书和家谱，烈女节妇连篇累牍。这些情况都导致妇女生育率降低。
四是节育。宋元时期江南民间采用药物和非药物的方法堕胎就已经施行，百姓采取多种措施进行避孕与节育。“田野之民，每忧口众为累，及其生子率多不举”。史料有载，农村中“男多则杀其男，女多则杀其女，习俗相传，谓之‘薅子’，即其土风，宣歙为甚，江宁次之，饶信又次之”。在重男轻女观念浓厚的徽州，溺杀女婴的行为在明代则很普遍，绩溪农村有的富户崇尚“五虎二豹”，即生育五男二女为目标。而贫穷人家“例养二男一女，过此则杀之”，像田里清除杂草一般，多生子女则薅之。很多族谱对溺婴现象都作出明确规定予以禁止，这也就说明此现象长期以来普遍存在。邻近的浙江衢州、严州同样有这种习俗，“衢、严之间，田野人民，每忧口众为累，及生其子，率多不举。”严州甚至殃及幼儿，“一岁之间，婴孺夭阏，不知其几”。
五是地方病和疫病流行，尤其是血吸虫病长期缺乏有效防疫治疗手段，致使疾病蔓延，疫区扩大，染病人口不断增加，疾病死亡率年复一年上升。疫病对正常生育造成严重地不利影响。年夏秋疫，年大疫流行。人口死亡甚众，全县人口续减。史料记载，同治元年（）8、9月间，清兵及民众染病，大批死亡。兵营患者万余，日死数十人。年大疫，死者甚众。县志资料，同治元年和三年暴发瘟疫，人口锐减五分之三。年兵灾瘟疫后，县境人烟稀疏。田地荒芜，全县插签田不到1万亩。民国19年全县麻疹大发，儿童死亡甚众，城区死一百几十人。
民国23年春（）县内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猖獗，磺胺类药治疗效果显著。民国二十五年12月，祝山、岱下天花猖獗，病孩死亡10余人。
六是旧法接生，死亡率高。民国25年（）前，城乡妇女皆家中分娩，自生自接或接生婆甚有徒手探剥称钩掏难产婴儿及胎盘等致产妇大出血、败血症、新生儿破伤风死亡。民国23年（），镇头村曾日死产妇2人。据资料，怀孕妇女用土法堕胎如用“打儿藤根”捣烂填塞子宫内，有用毒性很强中药内服或外用等引起子宫大出血或细菌感染不幸死亡悲剧。年前，产妇、婴儿死亡率均高达30％。民国时期，胡家乡鱼龙山村1个山湾里埋葬多夭折婴儿。
七是自然灾害。年大旱。年春夏，霪雨60日。年12月27－29日连下雪，平地积雪六尺，岩谷丈余，饥寒交迫至死甚众，尸横野壑。年正月大雪，六尺许。年大水灾，登源洪水毁庙头村、汪公大庙、水村七姑山脚栏河石坝冲毁，平银河岸田畈沙淤6－7尺，城东绿杨桥冲毁。
—年，大水、冰雹、大雨雹、大雪等11次之多。
年大水灾，年夏秋大旱，多月无雨，田土龟裂，禾苗枯焦。稻田种籽无收，受灾亩。年登源水灾。年数十年罕见水灾。年荆州山洪暴发，冲毁农田多亩，毁塘、坝、碣无数。年6月，水灾淹吸农田亩，自然灾害至死民众无数。
另外，社会环境对生育率有重要影响。明清以后，徽州形成宗族社会，大宗族导引着小家庭，小家庭依附大宗族的特点，表现为家庭规模小，多数是核心家庭，户均人口偏少，始终处于全国较低水平。小家庭的生育率相对较低。不但在正常的社会生活环境下，即便是战争和灾荒之后的人口恢复期，生育率也处于一种低稳状态。
总的来说，死亡率大大高于生育率，战争、自然灾害和传染病叠加在一起，使得人口死亡率超出出生率数倍、甚至数十倍。中国人口每逢改朝换代时，都会下降，然后重新恢复增长，再下降，再增长，沿着这个圈子转动。绩溪人口同样不能例外，按照这个规律循环往复。
表2清代绩溪人口简表
表内显示：⑴清初前期户籍统计用丁计，此时丁代表赋税单位，并非户口，由于最初的丁数是用户数折算过来的，所有人丁数也可反映户口的增减变化；（当时每丁科银定为一钱一分七厘七毫九丝四忽）
⑵康熙五十一年之后，摊丁入亩，废止黄册五年编审制度，丁有时与口混用，丁数代表成年男子，口数代表成年女性人口。
⑶清后期统计习惯，用口代表人口，表中口数，即是全部人口数。
民国期间的人口
1、年，国民政府通令全国组织人口普查，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率先开展。徽州六县除黟县外，都取得良好成果。
绩溪县自从年（光绪新政）进行户口调查，全县有户，人，其中男子人，女子人，户均5.06人；性别比为。宣统二年（）实行地方自治，选举两级议员，清廷又一次进行户口调查。这次调查，徽州六县仅绩溪县有记载，结果为户，人，其中男子人，女子人，户均4.76人。人口数比前七年略有增加，尚属正常。年全县人口增加到133人，十八年间增加1.8万人。但是年的户数没有记载，暂且用前次调查统计数替代。
2、由于血吸虫病流行，绩溪县人口在年以后均有不同程度的减少。
绩溪县年统计人口已降到人，有3万多人死于血吸虫病。由于生育减少，以致不少人家到郎溪县去买小孩。
血吸虫病是绩溪流行广、危害大的地方病，民间俗称“鼓胀病”“蛊胀病”“大肚子病”等。早在明代中叶，就有此病症状与特征的记载。不但男女老少都有可能感染，而且耕牛染病率很高，人畜共患，互相感染，对农业生产危害极大。这种疾病也是长期以来绩溪人口增长缓慢的一个原因，只是缺乏史料记载，被人忽视。
20世纪50年代初，全县血吸虫病疫区居民感染率达23.33%，据年调查67个村庄，—年间，血吸虫病毁村庄34处，濒临毁灭3处，仅13个村庄，即倒塌房屋幢，空房幢。仅—年，死亡大肚病人。年有晚期血吸虫病人人，占重疫区人口总数5.34%。—年全县血吸虫病自然死亡即当年检出未治死亡人；年、年各18人，“文革”中有漏登记，余年在5—13人之间。
五、人口迁徙
迁入
根据族谱及县志资料，唐朝及唐以前时期。唐朝以前，清《县志》均称居民为“土人”或土著人。两晋战乱，晚唐为躲避黄巢之乱，南迁人口较远且较多。绩溪先后共有胡、汪、陈、耿、叶、冯、高、葛、洪、程、周、曹12个姓氏迁入。这是绩溪最早迁徙的第一批移民，如龙川（青州）胡、登源（淳安）汪、周坑周氏（饶州）、华阳高（金陵）、仁里耿（淮阴）等，它们散落在徽岭南北村落，后繁衍形成了大族。
宋元时期，由于北方战争不断，南宋又移都徽州近邻临安（杭州），大量移民涌入徽州。此时先后共有方、戴、柯、任、王、倪、许、章、俞、邵、姚、舒、吴、包、张、唐、黄、姜、李、朱、石、余、郑等20姓氏进入绩溪定居。其中包括明经胡（湖里）、桐庐方（浒里）、福建章（瀛洲）、新安许（南关许）、篁墩程、婺源清华胡（李改胡）、清河张（城北）、歙县邵（纹川）等，而且有一部分是从邻近的歙县、旌德、昌化、休宁、婺源再迁来的，如歙县左汊张姓、歙县石姓、昌化潘姓、旌德李姓等。
明清时期，迁徙原因一部分是因战乱，一部分是为官、经商、游学等。有董、金、宋、丁、江、凌、纪、鲍、路、穆、郎、昌、喻、吕、赵、成、殷、孙、钱等19个姓氏迁入绩溪。这些姓氏大部分都是从歙县、旌德、婺源迁来的，且以明代迁徙为多。到清时这种大规模移民迁徙已基本结束。
清代始有入籍制度和记载。乾隆年间，外地人口入境定居，称“棚民”。年久，具有生产生活条件者，接受其加入本籍。同治五年（）以后，有安庆府庐、凤、颍属县及浙江、江西等地移民入境，散居乡村，垦植荒地或当雇工，亦有居住城镇，从事搬运、理发、轿行、旅馆、浴室等业。民国前期，上述地区流入县境人口增多，分布县城附近及临溪、高迁、扬溪等地。亦有散居山区村落，烧炭、板或当长工。其时，临溪乡人口中，安庆6县移民占40%。雄路、龙塘、溪东和洪塘村多为安庆人聚居。东村坞、高视山安庆人聚居成村。水救、朱村培为庐江县人聚居村。孔灵村，有9省13县客户迁入，共个性氏。镇头乡小岭上20多户，全系外省人。
民国29年（）统计，安庆6县迁入累计0多人。庐、凤、颍等地迁入0多人。抗日战争期间，沦陷区难民入境，县政府收容，给部分难民土地耕种。据难民收容所统计，民国29年5月有人。31年60余人，大部分定居境内。民国36年（）人口籍别统计，本县籍人（男人、女人）；本省他县人（男人、女人）；外省（男人、女人），外国籍1人。
新中国成立初，由于实行土地改革，外籍农民、雇农和散留在乡村的外籍工匠、僧尼、轿夫分得土地转为县籍。年和年，淮河、长江水灾，流入绩溪灾民多人。年底，遣送回原籍。年至年手工业合作化期间，歙县南乡、安庆、浙江永康和江西等地的手工业工人转入绩溪籍的有人以上。年3月宁国县金沙乡划入人口人，歙县大源乡划入人口余人。年，有涡阳等地砍伐队约1人迁入绩溪，年，大部返回原籍，留居绩溪约人。年，上海市知识青年85人下放绩溪，在县内成家定居。年，有4省41县人流入绩溪。年，上述流入人口大部分陆续遣送回籍。
年，淮北一带水灾，灾民流入绩溪人，大部分来自五河、涡阳、凤台、灵璧、濉溪等县。至年10月，动员回乡人。60年代，淳安县新安江水库淹没区的移民陆续从桐庐县、江西转迁绩溪。年核实，迁入户人。“文革”期间有人插队落户绩溪。年代，上海三线企业内迁，职工及家属迁入绩溪落户万余人。以后逐次迁返，至年，尚有1户人，其中有职工子女86人在绩溪招工入厂，有职工家属农业户15户50人在县内定居。皖赣铁路建成，南京铁路分局及铁四局的职工及家属，分批迁入绩溪，截至年，共迁入户人。安徽省储备局四七一处在绩溪落户人口，截至年，有39户人。县内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历年均有工作调动、毕业分配的人口迁入；或因婚姻关系迁入；或从歙县、屯溪、宁国招工入厂的人口迁入。据年人口普查资料，机械行业增加人口1.4万人。占总人口的8%。
迁出
绩溪人口迁出历来主要是旅外工商业者，亦有读书仕进宦游栖止他乡。唐代汪华后裔散居原徽州各地及旌德、宣城县。南宋绍兴年间，绩溪胡氏有分支迁往湖州、苏州。明、清两代，县人外出经商者增多，一般年老仍回故乡，其中亦有在外地置产，部分子女及后裔继业定居他乡。太平天国战争期间亦有逃亡外地。据谱牒资料，迁往外地定居之姓氏分布：
杭州、嘉兴、湖州一带，主要有胡、汪、周、方、程、舒、吴、王、许、葛、姚、张、陈诸姓的分支。海宁县许村镇许氏，于明初从水村迁出。安吉县绩溪人定居最多，其报福村是县人后裔聚居村。
无锡、苏州、上海、松江一带，主要有胡、汪、周、章、方、吴、唐、邵、程诸姓的分支。
宣城、芜湖、南京一带，主要有胡、汪、周、章、方、程、舒、吴、唐诸姓的分支。
严州、金华、忂州及福建南平一带，主要有胡、汪、周、章、方、程、舒、吴、唐诸姓的分支。
景德镇一带，主要有章、周、胡、程诸姓的分支。
南通、泰州、淮安一带，有程、胡、吴等姓的分支。
北京、有章、胡、方、曹、王等姓的分支。
河南，有汪姓的分支。
汉口、襄阳一带，有胡姓、章姓的分支。
亦有远涉广东、广西、云南、贵州、陕西、山西、甘肃等地。多为抗日战争时期，少数于清末因供职当地而定居。
民国年间，磡头、和阳、荆州、胡家一带贫户的新增劳力，到宁国县的甲路、龙源坞、蜀洪、大连坞和旌德县的仕川等处，租种山场、田地，初居茅棚，春往秋返，后定居成村。
在旌德、宁国、宣城、泾县经商务工而定居的，约有人以上。
新中国成立初至年，每年仍有数百人迁出外省外县经商务工。此后，每年有工作调动、读书、参军或因婚姻关系的人口迁出。迁出人口分布本省及北京、上海、天津、南京、浙江、江苏、黑龙江、新疆、云南等27个省、市、自治区。3年自然灾害期间，发生人口自动外流。年9月有1人外流未归，次年陆续返回。
截至年，绩溪旅居台湾省人，香港、澳门85人，侨居外国41户人，分布在美国、英国、加拿大、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阿根廷、巴西、缅甸和巴拿马。
（作者系绩溪县退休干部，宣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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