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飞松第期近期，应旅居上海的汪欣先生邀请，为其在家乡建成的“六吉亭”撰写碑文。为此，我考证了很多历史资料，写成《六吉亭碑记》一文（附本文后）。《碑记》完成后，余味未尽，便写下本文。四、汪氏在宣纸发展史上的地位泾县是闻名世界的宣纸之乡，古代泾县除进贡宣纸外，还进贡琴溪鱼、白云茶等。历代《泾县志》及《泾川风俗赋》《泾县乡土记》等古文献上都有记载。1、宣纸从唐代开始就有了辉煌的历史最早记载宣纸的文献是唐代张彦远所著的《历代名画记》卷二《论画体工用拓写》中谈到：“江南地润无尘，人多精艺，……好事家宜置宣纸百幅，用法蜡之，以备摹写。”论述特定地域活动人群的特长，谈到宣纸的产地，这也是研究宣纸的最早文献。作者张彦远出身于仕宦书香之家，其高祖张嘉贞、曾祖张延赏、祖父张弘靖、其父张文规世代酷爱收藏字画，家中藏品可与皇室媲美。在这样的家庭文化氛围中，成就了张彦远书画理论和鉴赏领域的高峰。因其接触的都是书画艺术精品，对高档的书画用材的认识非一般人可比，所著《历代名画记》《法书要录》《彩笺诗集》不仅在中国古代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历代名画记》中提到的“书画同源与书画同法、绘画的社会功能、绘画的审美风格、师承源流”等论述，成为书画艺术界不可或缺的经典论述，是我国最早的绘画史和绘画理论领域的“百科全书”，开启了书画载体的研究先河，为溯源宣纸历史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历代名画记》《旧唐书韦坚传》记载：唐天宝二年（）陕郡太守兼水陆转运使韦坚引浐水到长安城东望春楼下，汇积成广运潭，请唐玄宗登楼观赏检阅。在数百艘州郡漕船中，唯有宣城郡船载纸、笔。《新唐书地理志》载：“宣州宣城郡，望，土贡银、铜器、绮、白纻、丝头、红毯、兔褐、簟、纸、笔、署预、黄连、碌青。”据清嘉庆年间编纂的《宁国府志》记载：唐时“纸在宣（城）、宁（国）、泾（县）、太（平）皆能制造，故名宣纸”，而“泾人所制尤工”等佐证，说明当时的“宣纸”名甲天下，才被列为“贡品”。《历代名画记》《旧唐书》《新唐书》等文献上为宣纸起源与产地提供了清晰的线索，也得出宣纸因地而名的结论。宣纸在唐代已盛名天下，成为社会高层使用的高档纸代表，其品质超越同时期的窗纸、钱纸、楮纸、构皮纸、蚕茧纸、侧理纸、染黄纸、剡纸、玉版笺等纸种而成为“贡品”。2、汪氏制作宣纸与朝廷规制使用宣纸同时代北宋熙宁七年（）六月，朝廷昭告天下“诏降宣纸式下杭州，岁造五万番。自今公移常用纸，长短广狭，毋得与宣纸相乱”。此文对宣纸的使用进行了规制，要求官署间的平行文（公移）一律不得使用宣纸，并将宣纸的制式移至外地仿制。由此可见，当时宣纸的珍贵程度。另据诗人王令在《再寄满子权》中云“有钱莫买金，多买江东纸，江东纸白如春云。独君诗华宜相亲，缀连卷大十牛腹。要尽寄我无寄人，我将携之东海去……”《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宣纸”的内页泾县汪氏从宋代皇祐年间开始在漕溪制作宣纸，宣纸能有这么高的地位是否与汪氏有关系，首先要梳理宣纸技艺发展史上的几个家族。根据现已查到的宣纸技艺传承谱系，泾县汪氏是最早传承宣纸技艺的有名家族，前文已述。比汪氏稍迟的是泾县曹氏，据民国三年（）重修《小岭曹氏宗谱》序言载：“曹为吾邑望族，其源自太平，再迁至小岭，生齿繁夥，分徙十三宅。然田地稀少，无可耕种，以蔡伦术为生业。故诵读之外，经商者多……”而曹氏在清乾隆四十二年（）修的《谯国曹氏宗谱》中没有任何制纸线索，而首次迁入的曹氏为大三公（-），生于年，曹大三一出生不可能就有能力带领族人外迁。曹氏在泾县制纸至少要比汪氏晚多年。第三个家族为赵氏。赵氏在泾县生活历史很久，但能体现出该家族制纸信息的文献为清乾隆十七年（）修《泾县志》载：“……曰罗纹，赵氏新仿古式；曰卷帘，闱墨所用……”也仅此一条线索，比曹氏迁入年代又要晚年左右。第四个家族为诸葛氏。晚清叶德辉在《书林清话》中记载：“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亦称，好事家宜置宣纸百幅用法蜡之，以备摹写，则宣城诸葛氏亦或精于造纸也。”宣城诸葛氏制笔历史可追溯到唐代，制纸历史只有晚清成书的《书林清话》有载，前后都没有任何线索。当然，古代不可能只有这四个家族从事宣纸制作，其他家族及个人没有任何线索可查，至少有一点可以说明，即便其他家族或个人参与其中，可能没有以上四个家族有名。综上分析，朝廷规制使用宣纸时期是否与泾县汪氏参与其中有一定的关系，还需进一步考证。3、泾县能成为古代造纸重镇一定与汪氏有关据明嘉靖三十一年（）《泾县志》中载：“巡按衙门岁解纸张，俱出泾县宣阳都槽户制造，差官领解。”清顺治十三年（）修《泾县志》亦有同样的记述。嘉靖《宁国府志》中记载：“解纸脚价：岁办解纸脚价二十七两，每巡按御史差解，都察院纸剳则给之。”从这三条文献记载可看出，一是当时泾县贡纸由巡按衙门直接提调，仅脚力钱就有27两银，如果以大米折算，27两银可换算成人民币多元。在劳动力极不值钱的农耕时期就要付出这么多力资钱，可以想象当时每年在泾县要调走多少宣纸。二是每年巡按衙门提调的纸都出自泾县宣阳都，根据同一本志书中《坊都》一节记载“宣阳都”包括的范围有礼逊、林溪下、漠风、浪里、仁里、仁上、中村、乌呈、清泉、中元、北保、石陂、前村、查浪、北冲、胡村、李仪、中平、永东、良神、永西等地，根据古今地名对照分析，为现泾川镇、汀溪乡、榔桥镇三乡（镇）交汇处0余户村落范围。而泾县汪氏制纸活动范围就是宣阳都，由此可得出一定的结论，明代及清代早期朝廷提调的宣纸有很大一部分就是汪氏制作。左：明嘉靖《泾县志》右：明嘉靖《宁国府志》那么，为什么说泾县在明清时期就是朝廷的造纸重镇呢？在全国所有贡纸的区域，绝大部分都由县令或其他地方官员在造纸户中择优抽取，汇集后通过州府转贡，纸钱折算现银后抵扣造纸户当年部分税负或徭役。泾县则由朝廷拨专款购纸，通过巡按衙门安排解送，并且部分力资也由朝廷支付。因此，泾县因不同于他地的贡纸方式而成为造纸重镇。这种方式一直延续到清代中期，据清乾隆十七年（）修《泾县志》记载：“食货之属，泾纸供上用者曰金榜，高四尺，阔四尺五寸。槽户岁制，差官领解。明时由巡按，国朝由布政司，每岁户部发价银三万两额解至京。康熙戊戌后，内差采买。最大曰潞王，高一丈六尺，明潞藩制式；次曰白鹿，高一丈二尺；曰画心，一曰澄心堂；曰罗纹，赵氏新仿古式；曰卷帘，闱墨所用；曰连四，曰公单，悉常用。俱出湖北冲、慈坑、宋村、小岭诸处。”这段文献说明了三条信息，一是宣纸在明代由巡按直接提调，清顺治至乾隆年间逐渐改成内差购买布政司押送；二是每年朝廷通过户部拨发多两银到泾县购纸；三是宣纸产地从泾县县东的宣阳都扩展到县西的小岭了，县志中提及的湖北冲、慈坑、宋村均属于宣阳都。嘉庆十一年的《泾县志》上就没着重体现如何贡纸了，由此说明，在乾隆十七年到嘉庆十一年的50年时间中，朝廷已取消泾县的造纸重镇地位，是否与宣纸产地的扩展、全国他地纸质的提高有关，需要进一步考证后才能查明原因。五、结语综上所述，宣纸之所以名贯古今，很大程度与泾县汪氏有关，这种关联度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宋代开始，宣纸发展历史的几次重大活动都与汪氏有交集，如前文所述的北宋对宣纸使用规制、明代巡按提调、清代布政司解送等。二是清嘉庆年间在北京开设的12个商户，也是迄今发现泾县人在外开设宣纸商户的最早历史信息，从开设者看，泾县汪氏占了50%，其余涉及到的姓氏有郑、沈、吴、袁、张等，从开拓市场的角度与能力看，汪氏能在宣纸行业中生存、发展是有道理的。三是从汪氏族谱及其他文献中看出，汪从北宋至20世纪40年代中，传承宣纸技艺的谱系是明确、清晰的。四是从创制出“汪六吉”“鸡球”“帆船”等宣纸品牌中可看出，汪氏生产宣纸的质量优异，经营中有一定的品牌意识。由此说明，汪氏在宣纸产业的古代发展中起到功不可没的作用。附：《六吉亭碑记》泾，山邑也，崇阿秀美，溪涧清驰，人丰物阜，名品频出，宣纸为尊，无出其右。唐由州府转贡，直至皇室；宋熙宁，明诏限用；明巡按、清布政司，分岁解送。如此隆恩，他地无匹。大宋皇祐，遂公于漕溪，后七里，再中郎，恒以制纸为业。三地同属宣阳都，青峰嵯峨，溪山回映，堪媲武陵，为凤隐龙潜之地。皇家岁解纸张俱出于此，汪氏其功居伟。雍正间，大谦公首创“六吉”，同业自叹弗如。墨林、西仲二公继之，再创“鸡球”，超逸本土异邦。汪氏同门，历代振耀，精于术，富于甲，乐为善，名播四方。天下书画兴盛，宣纸功业光被四表。后嗣尚棣，少离家，居华亭，常思先祖之功德，立亭彰表，以示千秋缅怀。应尚棣先生之嘱，飞松作文以记之。汪氏邑人以为碑记。岁在己亥上巳日立（作者系中国红星集团宣纸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宣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制作：童达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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